然而,如此盛况好景不长。从1943年开始,受抗战局势影响,整个贵州企业公司的业务开始萎缩。尤其在黔南之战期间,独山沦陷,贵阳震动,公司各厂相继不得不停工疏散。之后,日军虽经深河桥一战,被迫撤出贵州,公司所属各厂陆续开始返工复业,但正如当年《贵州企业季刊》第四卷所载《贵企第七年》一文所言:“甫经部署就绪,而(抗战)胜利陡临,社会上纷纷复员,市场购买为之一落千丈,而物价适得其反,初虽惨跌,继复涨,且有凌驾战时而上之趋势,动荡起伏,不可捉摸,致原料之采购,产品之推销,资金之周转,人事之配合,几乎无一不发生问题。”到临近贵州解放,贵州企业公司已名存实亡。1949年8月1日的上海《文汇报》曾报道:“贵州伪建设厅长何辑五的‘贵州企业公司’,已悄然结束,将其资产逃之来港,其中不少资金已在巴西、阿根廷等国,进行农业及商业投资。”
贵州历史笔记
撰稿:范同寿研究贵州近代化历程,绕不开“贵州企业公司”这个话题。贵州企业公司的成立,的确是贵州近代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,因此对它的研究,一直受到经济学界、史学界的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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